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添砖加瓦 ——赵俊臣经济学研究贡献 -凯发k8真人

　　赵俊臣，男，1944年11月生于河南新郑，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二级研究员，1998年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曾任云南省经济学会副会长、云南省农村经济学会副会长;昆明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兼农业农村组长;曾先后受聘为国务院扶贫办、商务部及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署、联合国环境署、儿基会，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香港乐施会、德、英、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等政府多项援华项目的咨询、评估和培训专家。

　　赵俊臣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3项，省委省政府课题16项，国际合作课题14项，横向合作课题53项;出版个人专著12本，主编学术著作18本，联合主编学术著作18本，发表文章680多篇;先后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16项。

　　赵俊臣长期在经济学领域耕耘，著述颇丰，创新学术观点不少，特别是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提出了若干独到观点，起到了添砖加瓦作用。此外，他能够把学术观点付诸实践，并在实践中概括出新观点，是全国为数不多的知行合一的经济学家。

　　一、在全国最早一批研究个体私营经济，提出个体私营经济、摊贩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命题

　　1980年5月，赵俊臣完成《个体经济简论》讲稿，后收入自选集《云南经济发展探索》第一卷(云南科技出版社1998年9月昆明版);1981年4月，参与云南省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隆任主编、全国30多个学者共同编写的中国第一部《中国现阶段个体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北京版)，执笔第一章“建国以来个体经济的基本情况”。后来又发表“关于个体转手贩销的几个问题”(《经济问题探索》1983年第4期)、“关于长途贩运和投机倒把的界限问题”(《云南社科动态》1983年第5期)、“保护个体经济合法权利的几个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1983年第7期)，提出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存在与发展是国家一种“无奈”的选择，但却是“必要的”、“必不可少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特别是面对个体私营经济竞争，一些中小型国有企业纷纷陷入经营困难，国家不得不出台小型国有企业租赁经营、拍卖给个人经营的措施，赵俊臣及时修正“个体私营经济补充论”，而用“平等发展论”代替。在先后发表的“谈谈小型国有企业租赁经营问题”(连载于《昆明日报》1986年3月31日和11月13、15、18、20日);“关于国有小型企业拍卖给个人经营的问题”(连载于《昆明日报》1986年11月27、29日);“云南私营经济发展研究”，(《云南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流行私营经济理论辩析》(《农村经济研究》1988年第5期);《云南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云南社会科学》1995 年第 1 期)，提出个体私营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次要组成部分或补充组成部分，是由其满足社会成员中绝大多数弱势群体需要的功能决定的;论证了个体私营经济不但不是“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而是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近期利益、长期利益和根本利益;在“摊贩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爱思想2009-04-10)一文中，提出“在社会和政府都不能为弱势群体提供就业岗位的大背景下，借口‘维护市容市貌’而不允许摊贩利用街道经营是不道德的”。

　　面对个体私营企业主的相对较高收入，赵俊臣用“管理者的收入”、“一部分机会收入”、“还有一部分属于风险收入”来解释。对予私营企业主占有雇工剩余劳动，赵俊臣除了同意学界“合理性”解释外，还提出学费论，即被雇的雇工多数在私人企业里或多或少的学习到了一定的劳动技能，那些没有学到劳动技能的雇工，一般也受到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熏陶，诱发了他们的经营意识。这也就是说，雇工提供给雇主的剩余劳动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学费。

　　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趋势，赵俊臣不同意传统的观点，即个体经济必然要走向消亡，被公有制所代替，提出了“走向股份联合”的新见解。

　　二、在全国最早一批研究股份制，提出用马克思的社会所有代替公有制的命题

　　改革开放前，我们把股份制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之一大批特批，以至于使其成为众多禁区中的一个。改革开放后，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1981年在天津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建议采用股份制，因而被社会尊称为改革“厉股份”。赵俊臣受厉以宁教授的启发，对股份制产生了研究兴趣，于是从马克思的股份资本理论到我国的企业股份制的全面改造，草拟了20篇文章提纲，于1983年开始写作，先后成稿，至1985年《云南教育学院学报》发出第一篇，之后先后发表在：云南大学学报《思想战线》1987年第1期《马克思的股份资本理论和我国企业的股份化》，《云南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联合股份经济——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方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由承包制租赁制过渡到股份制的必然性与条件》;《经济日报》1988年2月14日《论劳动股》;《云南社会主义现代化文稿》1986年第9期《正确认识全民所有制企业股份化》，1989年第1期《当前试行股份制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经济问题探索》1986年第9期《国有企业股份化可能出现的问题》;《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股份制与政企分开》);《中国劳动科学》1987 年第2期《关于按资金分配的几个问题》等。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郭正秉院长、何耀华副院长批准资助，他得以把文章汇编成《股份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1月出版。全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股份经济的理论基础，我国实行股份制改造的意义、条件、途径，股份制设置、立法等问题。

　　赵俊臣认为，马克思把股份公司看成是资本主义联合生产的手段，其发展为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前提条件。马克思的论述是从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两个“扬弃”入手，即通过集资把分散的私人资本集中起来转化为社会资本，私人企业转化为社会企业，实际执行资本家转化为经理，资本的所有者转化为货币资本家。于是，这个资本主义生产连续发展的结果就必然成为两个转化的过渡点：一是资本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即联合合起来生产者的社会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二是与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社会职能的过渡点。

　　赵俊臣的股份制研究有一部分是当时参加国内学界论战的产物。如他与复旦大学著名教授蒋学模反对股份制的观点：国有企业股份化后会出现“公有化程度降低”、股份化后会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失”、“企业股份化将产生食利者阶层”、“企业股份化后老百性把窖藏货币拿出来买股票会引起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等，逐一进行商榷。文章在《经济问题探索》1986年第9期发表不久，时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后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王梦奎和邢俊芳共同编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的《关于股份制》一书，原文收录了蒋学模和他的文章。

　　实践中国有股一股独大至今仍是困扰人们的难题，赵俊臣建议，可以用优先股的形式设置国有股。所谓优先股，是“普通股”的对称，是股份公司发行的在分配红利和剩余财产时比普通股具有优先权的股份。他的研究结论是，优先股可以保证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同时又克服了现有国有企业的政企不分、国有股一股独大等弊端。

　　面对我国个体私营经济和国有企业为代表的所有制结构改革与发展的实际，国家启用了“混合所有”新概念。赵俊臣主张用社会所有制代替公有制，其主要理由是，现有个体私人经济中的一部分和绝大部分国有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都股份化了;而股份化正如马克思论述的使“私人资本集中起来转化为社会资本，私人企业转化为社会企业”。赵俊臣预测，用社会所有制代替公有制，将是我们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在股份制理论研究的同时，赵俊臣抽出精力为企业股份制改造咨询，先后担任组长，对云南省五金矿产化工进出口公司、昆明重机厂、云南轻型汽车集团公司、交通银行昆明支行等进行研究，并对昆明五华大厦、昆明市百货大楼、昆明机床厂、昆明重机厂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造，进行咨询。其中，他提出的“管理层工作折股和职工劳动折股”、“企业使用国有土地作价后留作企业离退休人员保障”、“党对股份制企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等观点，至今仍没有过时。

　　1994年9月，赵俊臣应邀带领研究组，对云南省玉溪市北城镇的25户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改制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在总结经验的同时，对实践中出现的集体股产权虚拟、企业创办人特殊贡献量化、职工劳动折股、股权流动、企业内部人控制、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等带有普遍性问题，进行了论证。这一研究成果，汇集成《玉溪市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研究》，云南科技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

　　为了在云南省全面推行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经中共云南省委组织原部长孟继尧批准，赵俊臣组织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和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干部教育处处长林涛合作，连续举办4期“云南省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培训班”，对全省县市一级分管领导干部进行了理论与操作方法的培训。

　　1990年代初，为适应昆明市乃至云南省的股民炒股需要，赵俊臣创办《云南证券报》，担任主编。在创刊号上，他写的“马克思炒股票”，为股民们撑腰。之后，撰写了40余篇评论，在宣传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方面，做出了努力。

　　三、在全国最早一批研究、设计并试点小额信贷扶贫和贫困村基金，其中试点的贫困村基金模式五年后被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财政部在全国推广

　　自1980年代中期我国开展大规模扶贫，赵俊臣即投入扶贫研究之中，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云南多民族特困地区脱贫致富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昆明版)、省政府课题《云南省41个贫困县脱贫致富战略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昆明版)参与国际合作扶贫项目等，组织召开全国扶贫理论与实践国际研讨会。他在扶持贫困者的众多措施中，发现并力促成效最好的小额信贷扶贫到户。小额信贷原由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穆罕默德·尤纳斯教授1980年代初创立，由此，尤纳斯教授与孟加拉乡村银行共同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及包括世界粮食奖在内的多个国际荣誉。1984年杜晓山教授团队第一次引入在中国试验成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以及云南等省区相继试验也获得成功，1997年初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王学仁考察决定引进孟加拉国小额信贷扶贫到户模式，在全省25个贫困县乡试点。根据省委要求，赵俊臣组织研究所全程参与：一是代省政府起草3个实施文件;二是负责两个乡的试点指导;三是编写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的培训教材，以《小额信贷：扶贫攻坚成功之路》(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一版、1998年11月二版)，省委原副书记王天玺作序;承蒙全国著名反贫困专家陈吉元、刘文璞、牛若峰、康晓光、汪三贵及何耀华、戴治坤、李国华、罗荣淮等，分别在《光明曰报》、《云南日报》、《云南社会科学》、《云南经济研究》等报刊上发表了评价文章;四是组织全省连续5期培训班的教学工作。该项目的实施，使他和同事深深感到发展经济学观点的正确性，即全世界的农民包括贫困农民与富裕农户、甚至城里人一样是聪明的、勤劳的、能干的、会合理算计的，而不是愚昧的、懒惰的、不会合理算计的，他们之所以处于贫困主要是没有从社会获得诸如贷款发展的机会，因而扶贫就应该是把发展机会真正送达到他们手里。

　　之后，赵俊臣又与何耀华、胡正鹏、穆文春合作的《小额信贷扶贫到户在云南的成功实践》(《云南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与宣宜合作的《贫困农户为什么欢迎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红旗文稿》2004年第23期)，论文《小额信贷是怎样“真扶贫、扶真贫”的》(经济学消息报2006年6月2日)等认为，小额信贷扶贫到户之所以能够瞄准绝对贫困农户，在于它设计的特点：不需抵押，免除了现行扶贫贷款需要担保、抵押等金融机构的繁琐作法;5户联保，保证了醒目成功并不赖账;农户整借零还，减轻了偿还本息的困难;资金快贷快还，快速周转，相应增加了扶贫贷款总量。

　　1999年，赵俊臣和同事罗荣淮、宋媛受委托，对香港乐施会资助的《云南省师宗县妇联实施的小额信贷扶贫》项目进行评估;2000年，应邀向荷兰援华项目办公室提交《荷兰政府援滇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社区发展项目(fccdp)引入小额信贷咨询建议书》;2003年10月10日和2007年月，两次受 unicef云南省项目办公室委托，和团队成员对其援助云南贫困地区社会发展项目进行评估。

　　2000年起，赵俊臣申请成功并主持全球环境基金(gef)/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资助的行动研究项目《中国云南省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市范项目(yuep)》，在云南省的2个贫困县、6个乡、48个村，成立了46个社区村民组织，由村民组织运作48个村民基金，基金按小额信贷的模式放贷，农户项目成功率95%，按期还款率100%。他由此得出结论：农户特别是贫困农户的金融诚信度非常高的理论结论。

　　2004年9月9日，赵俊臣与undp北京办事处、美中环境基金、中国社会林业网联合，在北京新大都酒店召开“yuep项目国际推介研讨会”。项目创造的社区保护与发展基金等经验，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内参《经济动态》2004年第223期报中央;中央电视台12频道“西部新闻”、上海东方电视台第一财经频道、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办的《学习与研究》、人民日报、云南日报、工人日报、春城晚报先后报道。

　　他组织的多篇项目理论总结在学术刊物发表：与宣宜合作《贫困农户为什么欢迎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红旗文稿2004年第23期)：《靠谁管理社区，靠谁保护环境——一个成功的以村民为主体的社区共管组织案例》(中国改革 2005 年第11期);与罗荣淮合作《贫困村民的民主意识为什么这么强? ——yuep 项目试验以村民为主体的社区共管组织的案例》(《云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与罗荣淮、张体伟合作《联合国援助云南yuep项目的行动创新点》(《学术探索》2004年专辑);《谁是自然保护区的保护主体——云南yuep项目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林业与社会》2004年第12卷第3期);《社区村民共管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模式创新——以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欣慰的是，自他2000年试点贫困村基金，事隔6年，2006年国家财政部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在全国推行的贫困村村基金。

　　四、在全国最早一批引进、研究并试验社区农户林业，提出农户林业的概念

　　1990年，云南学者于晓刚、王东方夫妇翻译出版美国学者约翰•w•布鲁斯所著的《社会林业快速评估--林地权属冋题》一书，标志着国际社会林业理论首次引入中国。1992年，袁德政、郑宝华、于晓刚编著《社会林业学概述》一书，为国内第一本研究社会林业专著，由于袁德政因病去世、郑宝华出国留学，赵俊臣帮其整理出版;同时，赵俊臣又与左停、宣宜接着郑宝华、赵鸭桥完成云南省10个县的社会林业调查，出版《云南社会林业》(云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4月昆明版)。同年，国际基金会资助、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与云南省林业厅联合承担的“中国云南山地林业试验示范项目”，赵俊臣除了主持项目的实践外，在宣传、普及和本土化社会林业基础理论方面，写出《云南社会林业学的探索》(《云南社会林业》，云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4月昆明版)，《试论乡村林业的理论指导思想》(《林业与社会》2000年第1期)，《社区林业中的村民主体性与村民自治》(载徐国祯主编、李维长副主编《乡村林业》，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赵俊臣把中国社会林业学的内容概括为以下方面：(1)当地农民最知道森林对人类的价值，而不是不晓得森林对人类的生态效益;(2)相信农民懂得造林和善于造林，而不是只有地方政府能造林;(3)相信农民能管好树木，而不是森林树木管护的敌人。

　　2001年，赵俊臣主持的“yuep”项目，引入国际上先进的社区共管模式，致力于探索以社区村民为主体的资源共管模式。这一模式是以社区村民为主体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经协商组成自己的组织，按照达成的协议，对社区的自然资源进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管理方式。这种共管模式的指导思想是，承认社区村民及其群体是当地自然资源(除法定属于国家的以外)的主人;充分相信当地村民愿意并且具有管理好本社区自然资源的能力。显然，自然资源共管模式是对现行的由政府部门管理森林和自然保护区体制的一种改进和创新。

　　之后，赵俊臣把社会林业中的社区共管扩展到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国家公园的管理，写出《集体林地所有权的虚拟性及其解决途径》(载王洛林主编《面对21世纪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5月北京版)，《论集体林地使用权的法人化》(云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论证了把林地使用权“还”给农民的合理性。和李娅、罗明灿调研完成的《云南省内国家公园存在的难题与解决对策》(《云南林业经济研究智库》2016年第7期)，和李娅合作的《把云南省国家公园新瓶里的“旧酒”换成“新酒”——云南省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创新研究》(《云南林业经济研究智库》2016年第8期)，认为：云南省是国家公园最早试点的省份，由于当时国内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以林业系统为代表的改革者“第一个”“吃螃蟹”，进行了大胆探索，在许多方面有所创新。对此，应该予以充分肯定。其中有些体制创新的不易，是必然的!建设过程中也碰到一些难题，需要及时破解。

　　五、构建以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民为需求的现代农村金融制度新体系

　　赵俊臣根据自己的实践和研究，发现中国农村金融最大的缺陷是放弃了为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民服务，认为需要重新构建。2007年他申请成功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西部民族地区构建现代农村金融制度新体系研究》，有多个新发现：一是不同意学界关于“农民金融内因自我抑制”的命题，提出了“农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巨大，并不存在所谓的内因自我抑制”的新命题;二是不同意学界关于“农村金融利润低下”的命题，提出了“农村金融可以有较高的利润空间”的新命题;三是发现地方政府之所以压制农村金融的主要原因，在于不相信农民的金融能力与信誉;四是提出了把民间金融改造成农民资金互助社的具体方案等。

　　由此，赵俊臣初步构建了一个新的现代农村金融制度体系框架，包括以下7个方面：以农民合作金融组织为主体，包括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民间金融等在内的多种所有制金融组织，在为“三农”服务中展开公平竞争;以小额信贷为主要形式，琳琅满目的多种金融产品供给大于需求;以上门服务为主体的多种金融服务方式任人选择;以贷款者互保为主要形式的多种担保机制代替传统的抵押担保;以市场化为主的利率机制随时调控供求;以“地方政府(县级)监督为主、国家监督为辅、民间监督为补”的监管体制有效防范风险;以政府扶持为主的良好外部环境。

　　他的研究成果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09年5月至6月项目成果验收情况报告的“优秀成果介绍”中指出：“这项成果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赵俊臣研究员主持完成。该成果对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银行等现有金融机构的改革进展进行了评述，剖析了云南省农村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初步构建了一个新的农村金融制度理论框架，并提出了把民间金融(例如云南丽江的“话丛”)改造成农民资金互助社的若干建议。”

　　他认为，作为现代农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民自己所有、自己管理、自己受益的村基金，是我国有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把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就是“村民包括穷人有旺盛的金融需求，有自己从事金融的能力，有较强的金融信用”，建议上升到国家政策的层面，具备普遍推广的意义。

　　六、编撰全国第一部县域发展战略学

　　赵俊臣对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源于他组织与主持的云南省41个贫困县脱贫致富规划培训班，当场具体指导了南涧、永善、巧家、鲁甸、镇雄、剑川、师宗、屏边等贫困县脱贫致富规划编写。后接受邀请，先后主持了镇康、双江、武定、红河、广南等县的脱贫致富规划研究与编制，以及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发展战略规划、姚安县经济社会发展与重大项目预可行性报告研究、楚雄市永安乡经济发展总体规划。

　　为总结县域发展战略研究成果，他编撰了专著《县域发展战略学》(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北京版)。全书共12章，即县域发展战略学的概念，战略产生的根源，战略特征，战略理论基础，战略依据，战略指导思想，战略目标及预测，战略发展步骤，战略对策，战略评审、立法与监测评估，县域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等。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求是杂志原总编辑王天玺在为本书作的序言指出，该书有两大特色：一是对“县域发展战略学的研究对象、产生根源、战略依据，战略特征、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战略对策等主要构成部分”，“进行逐一地深入分析，从而形成严密的科学体系”;“在构筑理论框架体系的同时，总结县域发展战略研究与制定的经验，筛选出简便可行的方法，作到了理论与方法的有机统一，是本书的又一个显著特色。”

　　(本文作者：左停，曾任云南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后调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宝华，曾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康云海，曾任云南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董棣，曾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张体伟，曾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二级研究员；赵鸭桥，曾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后调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三级教授；宣宜，曾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三级研究员；宋媛，曾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秘书、三级研究员；韩博，云南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